无疑，作者对于资料的收集是相当全面的。汗牛充栋，砸得人是眼花缭乱，最后关于秦汉之后民族

融合的理论也是有确切史书为佐证的。只是在商周民族属性的问题论证上确实有有待商榷之处。作者并没

有拿出确实的证据支持，对资料的意义解读存在着相当大的问题。只是单方面地引述了余太山先生的论文

集进行佐证。但是包扩余先生在内都没有能拿得出作者这样的说话底气，都还在不断地强调这是一种假说

。因为现再已经证明塞人的语言是伊朗语，属satem语组；而吐火罗语则属centum语组，虽然后来两者有

相当密切的接触，但在早期很难从语言上找到这两种人相互联系的痕迹。因此，吐火罗人和塞人进入中国

应有先后之别。根据近来语言学和考古学的研究，最早进入中国的印欧人当是吐火罗人而不是伊朗语各族

。不过，要追溯吐火罗人的历史也困难重重，我们至今不能确切地知道他们来自何方，但依据对新疆出土

大量古尸的观察研究以及对古代人骨资料的体质人类学研究，我们推测他们到达新疆可能距今已有四千年

。此外，从数十年来各国印欧语学者的研究中似乎可以得出一些共同认识，那就是吐火罗语脱离印欧语共

同体的时间相当早，在操这种语言的部族到达新疆等地区之前，它又与许多印欧语和非印欧语如芬兰—乌

戈尔语、原始突厥语等发生了接触。至于他们何时进入中原，现在还缺乏物证。杨希枚先生与美国人类学

家C.S.Coon先生曾认为殷墟发现的大量头骨中有两个为高加索类型，但对此尚有争议。今后对殷墟遗骨进

行遗传基因研究，或者可以解决这一问题。安志敏先生则认为：“我们可以设想，最初导源于西亚的青铜

器和铁器，首先影响到新疆地区，然后到达黄河流域，这标志着新疆处于金属文化东传的中心环节”。这

种东西交流的居间者，最可能就是说印欧语的吐火罗人（Indo－European Tocharians）。所以，在西域

地区能发现大量的印欧人遗存，但是在中原地区缺少有力支持。
      作者对山东地区的疑似“欧罗巴人种群”的描述也存在很大的问题。中国古生物分子遗传学研究室

的结论只适用于临淄地区的一部分墓葬群，被作者一下放大为了整个山东地区（甚至是全中原地区）的所

有人（因为全文中提到的考古学证据就只有这一个）。换个想法，既然中原地区和西域地区交流频繁，为

什么不能在交流要道上出现大面积的民族混住区呢，比如，临淄地区的就是类似于今天的移民新村一类的

DD，完全说得上理。因为事实上就只有临淄地区出现上述现象，是内当成了特例提出研究的。作者的这种

以点概全的论证举例方法让人不得不生疑。
      双马神偶象在商青铜器上的出现频率是很低。起马远低于西域各部。在最能表现出部族认同感的祭

器上和王侯陪藏品中从未见过。到是类似于鹤的神鸟族徽图案出现得异常频繁，可以看出商人的认同感取

向问题。（南俄草原上有鹤？？？）。照这种论点来说，现在有的同学很爱戴十字架，莫非几千年后这个

会成为中国人在公元2000年左右被西方人血的有力佐证！！？？
      说从商人是政教不分就能推出是印欧语系更是滑天下之大稽。任何一个从原始社会走来的部族都回

经历这一过程。现在在西非高原上的纯血尼格罗人原始部落任能看到这种现象，就看作者愿不愿去看了。
     类似于此的例子还有很多。综合来看，作者首先把说土火罗语的民族等同与白种人就是该文的最大

硬伤。在此之上的任何叙述都毫无意义。所以，那些大量人士的体貌特征只能表明确有融合的情况发生，

但并不能证明本源问题。
      所以只能这样说在现今中国及邻近诸国，新石器时代出现了几个种族与民族的形成中心，如黄河流

域的居民属于太平洋蒙古人种东亚族群；山东沿海（大汶口）居民有南蒙古人种向澳大利亚人种过渡的种

族特征；甘肃境内的居民则表现出与中央亚洲和西伯利亚东南部相联系的大陆蒙古人种的特征，但也可能

与欧罗巴人种群体有过接触，等等。但总的说来，华北与中原的远古部落（很可能说一种属原始汉藏语系

的语言）与长江流域和南方的侗台语各族、南亚语系诸族、南岛语系诸族和苗瑶语各族的蒙古人种—澳大

利亚人种（Mogoloid Anstraloid hybrid forms）祖先有比较密切的关系，这一点好像可以肯定。
      结语：该文关于先秦部分在规模和语言气度资料罗列上不能不说是一篇宏论，但是界论推导和逻辑推理上一踏糊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