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张光直先生夫人李卉女士在张光直遗物中发现，约写于1990年前后，经陈星灿先生整理
                   

                                          论“中国文明的起源”

                                                              张光直

    最近几年以来，“中国文明的起源”——或与此类似的题目——成为中国考古学、古史学界热烈讨论的一个论题。开这个风气之先的是1985年在北京出版的夏鼐的《中国文明的起源》的中文版[1]。随着次年《光明日报》对辽宁牛河梁“女神庙”遗址发现的报道与这项发现将中国文明起源时代提早的评论，引起了近五年来中国考古学界、古史学界对什么是“文明”、中国最早的文明在何处起源以及中国文明到底是一元还是多元等等一系列老问题的争议。在“中国文明起源”这个题目下参加讨论的学者很多，1987年可举安志敏[2]、陈星灿[3]和邹衡[4]为例，1988年可举蔡凤书[5]、李先登[6]和郑光[7]为例。1989年相信在这个题目上的讨论还是接连不断的；《考古》第1期便有童恩正《与安志敏先生商榷》一文[8]，安志敏回答的文章已准备近期刊出。

    我说这是老问题，因为虽然最近有热烈的讨论，“中国文明的起源”却并不是一个新的题目。在西方思想传人中国以前，中国文明的起源有开天辟地、三皇五帝这一套体系充分说明，是不成为一个学术上的论题的。但是西方学者很早以前便把中国文明起源当做一个值得讨论的题目。近代西方学者最早讨论这个问题的是英国伦敦大学的拉古别里(Terrien de Lacouperrie)，他在1885年的一篇文章里主张中国民族的始祖黄帝是从巴比伦迁来的[9]。这类中国民族和它的文明西来说自拉氏之后继续主张者不乏其人[10]。到1920年代安特生在河南和甘肃发现史前时期的彩陶以后，安氏更指出中国史前彩陶与中亚、东欧史前彩陶之间的类似[11]，于是中国文明西来说更自考古资料获得支持。但是不久之后，中国考古学者在山东龙山城子崖和河南安阳殷墟的考古发掘，产生了中国本土文化史前时代的遗物。这时若再说中国史前时代都是一片空白，连人和文化都是自西方输入的，便很难成立了。所以30年代到40年代的外国学者多采折衷的说法，即中国本土有人长期居住，但远在史前时代就受了西方文明的影响，而产生文化的进展。这种说法可以举两个例子。一个是日本的滨田耕作，在他1930年出版的名著《东亚文明の黎明》[12]一书中，介绍了安特生根据彩陶而主张的西来说以后，作了如次的观察：

    “那么彩画陶器，或此时的中国文化，何由而发生？换言之，这种陶器或文化，是随从具有这种陶器、文化的人种从西方进来的呢？或者是仅仅其文化技术，受了西方的影响呢？这是当然要发生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发现者安特生氏早就立说，谓这大约是具有和生产彩画陶器的西方各地一样文化的原中国人(Proto— Chinese)，当新石器时代从土耳其斯坦方面移动到中国西疆，人了甘肃而终于深入河南及其他各地，留下了那些陶器的。同是瑞典人语言学者高本汉，则谓中国人在产生这种彩画陶器文化以前，早已居住中土，制造了鬲式三代陶器；至于彩陶文化和它的民族，是后来从西方流人的。……我将安特生和高本汉两说比较，反而觉得高本汉说较善。依我的意思，中国人至少在新石器时代，已经住在中土，及其末期，乃有彩画陶器的文化，随同新人种侵进来。”[13]

    滨田氏进一步相信殷墟时代在中国发达极盛的青铜文化，也是由西方输入的。“铜或青铜的使用……至少在旧大陆，是发生于西方亚细亚的一个中心，传播到各地的。……关于铜和青铜的知识，就说是从西方传到中国，也是大可以有的事。”[14]换言之，中国文明史上在当时的考古学上最显要的两个元素，即彩陶与青铜，都是从西方传来的，而我们可以由此来解释中国文明的起源。

    第二位持这类见解的外国学者的例子是美国的毕士博。他在1939年发表的《东亚文明的开始》[15]一文中，叙述了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彩陶与黑陶文化以及文明时代的殷周。但在他检讨了中国文明的各项特质以后，发现它们都是外来的：彩陶、青铜器、大麦、战车、文字、牛、羊、马、鸡、水牛、小米、大米、高粱等等，他说不是来自近东便是来自印度。他的结论：“文明最早出现于近东，在那里若干动物被驯养，若干作物被栽培；也是在那里各种基本的发明被创造，城市生活产生。这些成就需要很长的时间，可能好几千年。在东亚我们发现当时情形纯然不同。上述文化特质中有许多在这里也有出，现，但它们都出现得晚得多，并且表现一个比较进步的发展阶段，没有任何证据能说明它们是在这里独立发生的，而在若干例子中我们可以找到它们自西方起源的确凿证据……因此，后来在东亚建立起来的文明，其起源与基本类型必须归因于从古代近东来的文化传播所致的刺激。”[16]

    到50年代以前对中国文明起源的讨论大致便停留在这种水平上：中国文明包含哪些元素，这些元素是土生土长的还是从外面来的，由对这些问题的答案而在“中国文明起源”这个问题上下个断语。有人(如毕士博)说中国文明重要的因素都是外来的，反过来有的学者便争论中国文明若干成分实际上是本地起源的。李济在一篇讨论中国上古史的文章中，批评毕士博的说法，指出中国古代文明中至少有三件物事是确确凿凿土生土长的，即骨卜、蚕丝与殷代的装饰艺术。“这三件，外国人讨论东方文化时，只管可以不提，却不能不承认是远东独立发展的东西。”[17]这种土著与外来成分的拉锯战，一直持续到70年代。主张土著成分占优势，因而中国文明基本上是土生土长的，甚至是东方文明的摇篮，到了何炳棣《东方之摇篮》一书到了高潮[18]。

    到了50年代以后，随着全国考古工作的进展与大量史前与历史时代早期遗物的出土，“中国文化起源”这个论题也就逐渐趋于复杂化。在过去资料稀少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全中国当作一个单位来讨论，把不同时期的文化排列起来，就可以展示中国文化发展的过程。在全国各地出土物增多，而且利用碳素十四方法断代把全国各地文化发展历史初步了解以后，我们发现中国古代考古文化是不止一个系统的，于是在70年代初期以来中国考占学上便开始了对所谓“区系类型”这个概念的探索。在1981年第5期的《文物》上，苏秉琦和殷玮璋建议把全国考古学文化进行区、系、类型的详细划分，并且指出中国古代文化至少可以分为六个不同的区域来讨论：(1)陕豫晋邻境地区；(2)山东及邻省一部分地区；(3)湖北和邻近地区；(4)长江下游地区；(5)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地区；(6)以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19]。在中国文明起源这一课题上，这种区、系、类型的划分是有基本上的重要性的，因为“这六个地区都曾起到民族文化大熔炉的作用”，也就是说，“很多地点考古文化面貌上反映的我国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和文化渊源的连续性”，这也就是说中国文明的起源是多元的而不是一元的[20]。

    中国文明起源的多元性，本来不是一个新颖的说法。民族史学者林惠祥在30年代讨论中华民族的起源时早就指出“中国文化盖以上古时华夏系之文化为基本要素，此种文化依次与其他文化接触而吸收之，吸收以后经一番错综混合而归于融化。”这些为华夏系所吸收的其他文化，林氏列举有黎苗文化、东夷文化、荆蛮文化、百越文化、山狄文化、氐羌文化等[21]。

    发掘和研究殷墟文化的李济也早指出“殷虚文化来源的复杂”：(1)一部分的文化显然受过西方的影响，同时带着浓厚的地方色彩，如文字、一部分的农业及陶业；(2)一部分完全是在中国至少是东亚创始并发展的，如骨卜、龟卜、蚕丝业及一部分的陶业与雕刻的技术；(3)一部分来自南亚，如水牛、稻米及一部分艺术。“殷商文化只是把这些成分调和起来，加了一个强有力的表现。”[22]这个看法在李先生的《中国文明的开始》(1957年)一书中又再一次被强调：“商代的文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现象，它代表许多文化源流的融合。”[23]这种多元的说法，如今可以说是为中国史前文化区系类型的分析结果得到考古材料的支持了，但是新的材料又引起了新的论题，或可以说是使旧的论题复杂化了。根据上引安志敏、邹衡、蔡凤书、李先登等最近的看法，要说中国文明的“起源”，就一定要找到符合文明条件的最早的考古文化，亦即二里头或夏商周三代的中原文化，因此中国文化起源问题，在这些位学者看来，与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区系类型的分析是两码子事。

    中国文明起源这个课题是研究中国文明史、中国考古学的一个基本问题，但对这个问题的了解是一定会随着中国考古材料的增加与研究而有日进的。现在考古材料已积累到一种程度，使得这个问题分析起来头绪相当纷繁。下面将这些头绪初步梳理一下：试求指出讨论这个问题所需考虑的一些重要因素。

             一  “文明”的定义应自史料内部辨认

    讲中国文明的起源，第一步的工作自然是说清楚什么是文明，什么是中国文明，这样我们才能谈到它的起源问题。最近在这个问题上的争论，有一部分是集中在“文明”这两个字的定义上的；例如有人说红山文化有玉器、有女神庙，证明中国文明可以追溯到五千年以前的辽河流域；也有人说红山文化还没有发展到文明阶段，还不具备文明的条件，所以讲中国“文明”的起源还谈不到红山文化[24]。

    给文明下定义至少有两条人手途径。第一条是先决定文明这个概念之下包括什么具体的成分，然后再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中找寻这些成分在哪一个段落中出现。如果找到，便知道文明在中国是在什么时候、哪一个阶段出现的。这样即使不能解决文明的起源问题，至少可以知道从何处何时来出发从事这个问题的研讨。先决定这个概念所包括的成分，一般是自社会科学通论的著作中去采取的：在中国一般采自所谓经典著作，即公认为真理的著作，如摩尔根的《古代社会》[25]。这本书把人类社会进化史分为三个大段，即野蛮(Savagery又译为蒙昧)、半开化(barbarism，或译为野蛮)和文明(Civilizafion)。每一个阶段都有很精确详细的定义；摩尔根氏对“文明”的定义是：“这一时代，如前所述，以声音字母之使用以及文字记录之制作而开始。”自摩尔根以后，把“文明”的定义加以扩充和定规化的企图是很多的。最近讨论中国文明起源的学者也采取这种界说的方式，把“文明”的内容规定清楚，然后到考古资料中去寻找。如邹衡分析“文明”的标志是：文字、铸造和使用青铜器、城市的形成与发展。“从龙山文化到二里头文化已经发生了质变。例如二里头文化中成组宫殿群建筑的出现和都城的形成、青铜器中礼乐兵器的产生、文字的发明等等。这些又都是商周文明所共有的。龙山文化中没有这些因素，说明当时尚未跨人中国古代文明的门槛；二里头文化有了这些因素，说明已同商周文明直接挂钩。这样，我们就在考古材料中找到了中国文明的源头，这就是二里头文化即夏文明。”[26]李先登的看法也与这相同，他也“认为中国古代社会进入文明时代的主要标志是文字、青铜礼器与城市”[27]。

    另外一个给文明下定义的途径是从个别区域具体史料与具体史实的分期出发。上面所说的先将“文明”的内容列举出来的方式，需要做这样一个假定，就是在每一个区域史里面，如果有文明这个阶段出现，就一定有这些成分的出现，但这个假定从实际上说是不能成立的，就用中国文明的三个必要成分来说吧：文字、青铜器和城市是不是所有的“文明”都有的成分呢？中国有，两河流域有，但中美的古代文明没有青铜器，南美的古代文明没有文字。是不是这样说来中美与南美古代文化史上都没有“文明”这一个阶段呢？取这样的观点便是说，在人类社会文明演进史上，有的地区(尤其是先经过研究的地区)比较重要，它的成分便应当做文明定义的标准。因为如果不是如此，如果用中美、南美的文化史当做文明界说的标准，那么中国与两河流域的发展便不尽合它们的标准，岂不是反过来表明中国与两河流域的文化史中没有文明这一个阶段吗？我相信我们不妨将每个地区的文化社会发展史个别看待，检讨它的发展过程经过什么样的程序，在这个过程中有几次飞跃性或质变性的变化，然后根据这个历史本身内部所呈现的变化把它分为若干阶段或时期。这里面发展程度较高的一个阶段或时期也许便相当于我们观念中所谓“文明”。但这是要在比较了许多地区的发展分期以后才能决定的。我们分析了全世界许多地区的文化社会史以后，把它们发达程度最高的一段来比较综合。如果它们之间有许多基本上的类似性，也许我们可以达到一个真正有普遍性、有世界性的“文明”的新的定义。

    从这种观点看中国文明起源问题，我们很客观地要采取第二种途径，即先将中国古代文化社会史作一番客观的分析，看看应该分成哪些阶段，再看看到哪一个阶段我们可以谈到“文明”的出现。这样做法所获得的结果也许和走第一条途径所获得的结果是相同的，但这样做法所得到的“文明”阶段是客观产生的，不代表先人为主的成见。

    目前中国史前史到古代史这一段连续性的考古史料只有在黄河中游河南、山西、陕西一带比较完整，我们不妨把这一地区的文化社会演进史发展过程的分析做一个例子。这个地区从物质文化(主要是陶器)的变化上看可以排成下面这样一个文化序列[28]：

    1．以裴李岗、老官台等遗址为代表的较早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约7000—5000 B．C．)

    2．仰韶文化(约5000—3000 B．C．)

    3．龙山文化(约3000—2200 B．C．)

    4．二里头文化(约2200—1500 B．C．)

    5．殷商二里冈和殷墟期文化(约1500—1100 B．C．)殷商以后西周东周以来的历史时代文化先抛开不提，只就上列五种史前与历史时代初期考古文化来看，它们在文化社会演进史上代表着什么样的发展？如上所说，考古学上文化的序列是根据物质文化所显示的变迁而排列的。固然我们相信文化的变化是全面的，也就是说物质文化上的变化可能是与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的变化互相联系的，但是我们更要进一步把这些政治、经济、社会上的变化从考古材料里揭发出来。作这种揭发工作，需要较丰富的考古材料与以此为目的的彻底分析研究。中原考古虽已有较长的历史，这段序列中仍有许多缺环。我们且就(1)生产工具，(2)手工业分工，(3)金属技术，(4)财富分配，(5)建筑规模，(6)防御性城墙，(7)战争与制度性的暴力，(8)祭祀法器性的美术品，(9)文字，这九项现象作为标准来看一看它们在中原考古文化序列中的出现情况(表一)：

    表一

项目| 较早新石器文化| 仰韶文化| 龙山文化| 二里头文化| 殷商文化
1．生产工具| 石、木、骨、蚌制| 同左| 同左| 同左| 同左
2．手工业分工| —| —| 陶轮使用| 工场遗迹| 细分工工场遗迹
3．金属技术| —| 痕迹| 坩埚、小件金属器| 青铜块铸|青铜冶铸技术高峰
4．墓葬中显示 的财富分配| —|—| 陶寺墓地，墓葬分大、中、小| 差距加大| 明显阶级社会
5．建筑规模| 居室| 居室| 居室| 宫殿| 宫殿
6．防御性城墙| —| —| 夯土城墙| ？|夯土城墙
7．战争暴力| —| —| 频仍| 频仍| 频仍
8．法器性美术| —| —| 有| 青铜礼器| 青铜礼器
9．文字| 甲文？| 陶文| 陶文、骨文？| 陶文|卜辞、金文、典册(？)

    上面这张表是很不完全的，有许多处还表现着考古学工作的缺环。其中二里头文化发现较晚，工作也较少，夯土城墙的痕迹还不显著，也没有发现文字。但整个看来，这五段考古学的文化从社会演变史来看很清楚的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代表两次质变的门槛：

    1．从裴李岗、老官台文化到仰韶文化的阶段：一般来看，是自给自足的农村生产阶段，手工业没有专业化，金属工业缺如或小规模，没有显著的战争或经常使用暴力的证据，在财富分配上没有显著的分化或阶级分化，没有真正的文字。

    2．以龙山文化为代表的阶段：由于以聚落形态的研究为目标的大规模考古调查在中原尚未广泛进行，我们对于龙山时代聚落与聚落之间的从属、联合关系了解还不清楚。但中原社会到了龙山时代显然发生了重要的内部变化。夯土城墙的建造与战争和人牲遗迹的发现都指向一个用干戈、有甲兵的新的社会秩序。陶寺的墓地表现了尖锐分化了的阶级，并且表现了上属阶级与礼乐的密切联系。手工业分化的专业中有从事骨卜的与制作祭祀陶器的活动，但至今还没有宫殿建筑、青铜礼器与文字的发现。我相信青铜礼器与文字的萌芽可能都在龙山时期，但在目前的资料上看来，龙山与下一个阶段的二里头文化之间是有一道很深的鸿沟的。

    3。从二里头文化到殷商文化的阶段：这是有宫殿建筑、大规模战争、殉人、用人牲与铸造青铜礼器的阶段。二里头文化中虽然还没有文字发现，但它的宫殿建筑与青铜礼器表示它与殷商近，与龙山远。

    我们将这三个社会演进史的阶段叫什么名称？甲、乙、丙也可以，“部落”、“酋邦”、“国家”也可以。如果用“文明”一词，它应当是自第二个阶段起还是自第三个阶段起？如果说阶级社会便是文明社会，龙山时代至少可以说是初级的文明社会，而二里头、殷商文化可以说是高级的文明社会。很清楚，这是术语上的问题。从实质上讲，在中国文明起源的程序上说，这三个阶段是都不可少的。

    不论以第二个阶段为“文明”还是以第三个阶段为“文明”，这都只是中原地区的历史现象。中国其他地区的史前史与历史时代早期文化也需同样的分析、分段，各地区可能各有它自己的文明阶段。各地区的文明阶段是不是一样的？把它们比较了以后能不能在中间划上等号或把它们合并起来归纳成一个“中国”文明起源阶段？这些都是要在分析研究以后才能答复的问题。
 二  从所谓系统论看“中国文明”起源的一元与多元

    谈中国文明起源的问题，第一步是决定“文明”该如何界说，下一步便要决定什么是“中国”文明。最近在这个问题的讨论上，这是若干争辩的焦点，但这个焦点并没有明显地揭露出来。争辩的一方采取所谓“满天星斗”的看法，主张中国文明的起源是多元的，因为上述新石器时代六个区域文化都是中国文明的祖先[29]。争辩的另一方则以文字、青铜器与城市为界说文明的标志，指出中国境内最早达到这种标志的是中原的二里头文化，所以中国文明的起源还是自中原开始的[30]，这项争辩的两方都有考古文化的根据，但他们的意见分歧，是因为他们笔下的“中国文明”实际上不是一回事。前者用广义的界说，相当于“中华民族”的文明，在时代上是连续性的；后者用狭义的界说，以最早的文明相当中国文明，亦即把华夏文明当做最早的中国文明的代表。

    可以把它叫做“中国文明”的文化在考古材料中如何辨认？在什么时代可以开始辨认出来？这是中国考古学上的一个关键问题，但也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所以困难，是因为“中国”这个名词的界说也像“文明”一样有两个不同的途径：一是先决定它该有些什么内容，再到考古资料中去辨认；二是在考古资料中去看文化分类的趋势，然后在所分的诸文化中寻找中国文明的祖型。我觉得在最近对中国文明起源的争议中，对“中国”文明的界说问题，不论是从哪个途径出发，讨论都嫌不够。

    五六十年代中国考古工作集中在中原地区，到了70年代以后，地方考古工作，尤其是长江流域与内蒙古和辽宁，有了较大的进展，再加上大量碳十四分析所得年代数据，使我们对中原以外早期文化的认识有了很大的增进。以今天的眼光看中国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加以分析，至少可以得到两项初步的结论。第一项是中国境内有好几个新石器时代文化，各自独立发生发展；第二项结论是这些个文化在发展途径中在地理空间中扩张而彼此发生接触，产生交流互动关系。由于这第二项现象，中国范围内所包括的许多地区文化彼此之间构成一个大的文化系统，而各个个别文化都不能把它孤立看待。换言之，中原文化虽然目前在年代上有优先地位，它的发展并不是孤岛式的，而必须作为较大的文化系统的一部分来加以分析和讨论。金观涛和刘青峰在讨论寻求使用比较新颖的社会科学理论体系来研究中国历史的时候，就提出来参考使用“系统论”的建议：

    “系统论、控制论是20世纪以通讯、自动化和计算机为特色的科学技术革命的产物，它们不把事物看作相互孤立的因果系列和可以分割处理的机械模式，为研究错综复杂的事物提供了某些具体的理论和方法。在强调整体研究的时候，系统论、控制论还特别指出：局部特点相加之和并不等于整体特征，而必须把它们始终作为整个系统的相互依存的组成部分来加以研究。”[31]金、刘二氏指出要使用这种理论模式研究中国社会，“要理解一个系统，特别是像社会这样的复杂的大系统的整体特征，就必须剖析这个系统的结构和作用机制，也就是分析大系统是由哪些子系统组成，这些子系统之间又是怎样相互作用、相互调节的。”[32]研究一个社会如此，研究一个大的文化体系也是如此。具体地说，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各区域文化彼此独立、各自发展的时候，每个文化是一个独立的系统；可是到了它们彼此接触交流、互相影响的时候，这些区域文化便形成许多子系统，而它们共同组成的大的文化体系便形成广一个主系统。

    中国史前文化的系统论不是社会科学理论的套用，而是根据扎实的考古材料所建立起来的文化历史。在早期农业文化的基础上，到了公元前五千年前左右，中国境内可以辨别出来的区域性农业文化有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山东半岛的大汶口文化与辽河流域的新乐文化；在南方有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长江下游的马家浜文化、河姆渡文化及东南海岸的大坌坑文化。这只是根据现有考古材料能够辨认出来的文化，将来这张单子一定能够扩张，尤其是华南部分。这些文化彼此之间虽有相似之处，很显然的它们是各有来源各有特色的区域性的文化。过了1000年以后，即到了公元前4000年左右，这些文化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彼此之间发生了连锁关系：

    “到了公元前四千年前左右，华北和华南这些各有特色的文化开始显露出来一种互相连锁的、程序的、不可动摇的证据，而这个程序在华北在这以后一千年内，在华南在这以后一千五百年之内继续深化。各个区域文化向外伸展而互相接触，在文化上互相交流，而且表现了持久而且重要的交流关系的具体的、逐渐增加的证据。这个交互作用的程序无疑的在数千年之前便已开始，但是到了公元前四千年前它在考古记录中的表现才显得清楚而且强烈。这些表现可以从两部分来叙述：即华北诸文化之间的交互作用的表现和华北、华南文化之间的表现。

    “在华北之内，相互的关系在仰韶、大汶口、红山和土珠山(长山列岛)各类型之间开展。到了公元前四千年前，黄河下游冲积平原已经大致形成，而仰韶与大汶口之间的陆上交往必由这个空隙的变究终于消失所促进。整组的大汶口陶器在河南数处遗址中发现，最西达到了偃师，而且典型的大汶口器形(如背壶、袋形足的鬻、镂孔足的豆和高足杯)见于豫西类型的仰韶器组。仰韶对大汶口陶器尤其彩陶的影响也很显著。仰韶和大汶口所共有的石器、骨器和陶器类型的单子是很长的，而两者之间的互相作用、互相影响是不容否认的。

    “辽河中上游和大凌河谷的红山和辽东半岛南端的土珠山无疑是属于同一个运行轨道之内的，都具有细石器和篦印纹平底陶器这类北方的特征。土珠山和大汶口经由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之间的列岛而相接触，如山东蓬莱以北长岛县的北庄遗址的考古遗存所示，在这里篦印纹陶器和大汶口类型伴存出现。至于红山和仰韶，它们在河北北部以及北京地区彼此之间有直接的接触。在红山文化最初发现的中国考古学的早期阶段，因为它有绘黑彩的红陶，考古学者很快地作出它是仰韶文化在北方的一个分支的结论。现在我们对这个文化本身了解比较深刻，一般的看法是以为红山文化是辽河河谷本身的发展，也许是在新乐文化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但是在它的发展过程中它接受了外面的影响，包括仰韶的影响。‘如红顶碗式的陶钵，与仰韶文化后岗类型的陶钵相似，彩陶中的平行线纹、平行斜线组成的三角形纹也与后岗类型的同类彩陶相似。有凸饰的圆腹罐，和半坡遗址的有凸饰的尖底罐也类似。’

    “华北的大汶口文化与长江流域和东海岸文化连锁关系的连锁证据就是所谓‘龙山形成期’的成形；龙山形成期在第四个千纪的中叶在华北和长江流域出现，然后沿着东海岸直到台湾和珠江三角洲一直到第三个千纪的中叶。龙山形成期这个概念是最初在1959年作为贯穿若干区域文化序列的空间性的整合工具而提出来的，用来说明整个中国东海岸在一段连续的时期之中的许多石器和陶器特征与类型上的相似之处。为了解释龙山形成期的迅速而且广泛的扩张，在提出这个概念的当时觉得把它当作从一个核心区域，即华北的中原地区，汾、渭、黄三河的交汇地带．放射出来的文化扩展是合理的解释。作这种解释的基础是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在中原有一串完整的系列，而在东部和东南海岸当时没有这样的一个完整的发展系列，因此在东部与东南海岸地区的与中原类似的文化想必是自中原较早的文化传布而来的。可是到今天这个基础已经不复存在了。因为在好几个区域中今天也已经有了完整的或近乎完整的发展系列了。因此‘龙山形成期的大扩张’这个观念不能再来作为解释龙山形成期的理论基础。但如西谚所云，我们切不可把婴儿与洗婴儿的水一起倒掉，因为婴儿一一即龙山形成期一一是真存在的。

    “沿着史前时代交互往来的路线在几个区域文化之间移动，我们不妨自大汶口开始。沿着海岸平原向南我们可以走人马家浜文化的领域，从这里我们有两条路线可走：向南穿过杭州湾到河姆渡的领域及其更南到东南海岸，在这里稍后我们可以接触到福建的昙石山与溪头文化和台湾的凤鼻头文化。另一条路是自马家浜转向西而沿长江向上流走。在这条路上我们先碰到安徽的薛家岗文化，然后在江西又碰到跑马岭文化(或称山背文化)。从这里我们可以再向上游走到湖北的大溪和屈家岭文化，或沿赣江转向南方走入粵北和石峡文化。在这些个区域的已知的文化和遗址不都是完全同时的，但它们所代表的文化传统都是彼此平行的，只是多半都还没有为考古学所揭露。一般而言，在年代学上看，北方稍早(公元前第四千纪)而南方稍晚(公元前第三千纪早期)，但这可能只是由于资料不全所产生的幻象，而且至少所有的区域之间都有重叠现象。

    “沿着东海岸和长江流域作这个贯穿各个考古文化区的假想中的旅行，我们会看到我们所遇到的史前居民在物质文化上有许多相似之处。磨制石斧、石锛、石刀和许多骨、角、蚌器在这些区域中可以说是普遍存在的，固然在一般的形式上来说它们在所有的相当的文化中都有。可是特别令人注意的类似点一一考古学上所谓共同水平的标志一一可见于陶器的形制和装饰上面。这中间最令人信服的是我所谓的龙山形成期的诊断特征，即有镂孔的高低不一的圈足的豆与三足的鼎形烹饪器。这两种器形不但在龙山形成期遗址出现，而且数量众多。此外还有若干其他的相似点，有的比较一般性，有的很为特殊。在一篇谈论山背文化的文章里，彭适凡举证说明这个在赣江流域占据战略位置的江西文化曾经作为与东边(长江下游)、西边(长江中游)和南边(广东)文化接触交流关系的枢纽。他绘制了一张分布遍及所谈这些区域的若干陶器、石器类型的比较表。虽然他用做比较的文化都是公元前第三个千纪的，这个表所显示的陶器水平期是有长久历史的。

    “如上所述，不论是华南还是华北我们都可以提出一个假说，就是自公元前四千年左右开始，有土著起源和自己特色的几个区域性的文化互相连锁形成一个更大的文化相互作用圈(spherc of intemc- tion)。……这个在公元前四千年前开始形成，范围北自辽河流域，南到台湾和珠江三角洲，东白海岸，西至甘肃、青海、四川的相互作用圈，我们应当如何：指称？我们也可以选一个完全中立的名词而称之为 x，可是我们也不妨便径称之为中国相互作用圈或中国以前相互作用圈——因为这个史前的圈子形成了历史期间的中国的地理核心，而且在这圈内所有的区域文化都在秦汉帝国所统一的中国历史文明的形成之上扮演了一定的角色。”[33]上面引了一大段已经发表过的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是为了节省篇幅，因为繁琐的考古资料(作为这种讨论的资料基础)可以省略不引了。从这段讨论来看，这个史前的“中国相互作用圈”便是历史时代的“中国”的地理区域的基础，而圈中所有的区域文化都是历史时代中国文明的源头。所以论“中国文明”起源，作“中国文明”定义的时候，不能不考虑这中国大系统的整个范围。中原文化只是这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它有它自己的历史，也有它作为大系统中一部分的历史，即影响其他文化与接受其他文化影响的历史。其他地区文化也有同样的历史。谈中国文明的一元与多元，我建议不妨从这个角度来看。


                 三  中国文明形成的动力问题

    讨论“中国文明的起源”的另外一个大的课题便是它如何形成的？从“文明”以前到文明阶段要有一个发展的过程，现在的问题便是这发展的动力。在过去主张中国文明是外来的时候，这个问题是很容易回答的，但现在既然没有人再作这种主张了，问题的解决便复杂化了。

    上文说到在界说文明的时候，我们是在历史发展的程序中辨认以重要成分出现为标志的发展阶段的，这些重要成分包括文字、青铜器与城市，甚至包括阶级社会与国家的政府形式。但列举这些成分或它们个别的发展历史并不等于说明文明产生的动力。文明是一个社会在具有这些成分时在物质上或精神上的一种质量的表现，而它的关键是在于财富的积累、集中与炫示。谈文明的动力便是谈一个社会积累、集中与炫示它的财富的方式与特征，也便是谈它的各种成分(如文字、青铜器、城市等)在财富积累、集中与炫示上所扮演的角色及所起的作用。

    中国古代社会中的财富包括哪些项目？在指认中国古代财富上很重要的一段文字是《左传》定公四年记述周公分封子弟时赐给他们带到封邑去的财富都包含些什么内容：

    “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选建明德，以蕃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于周为睦。

    “分鲁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之之繁弱，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使帅其宗氏，辑其分族，将其醜类，以法则周公。用即命于周。是使之职事于鲁，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二匕田陪敦、祝、宗、卜、史，备物、典策，官司、彝器。固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皞之虚。

    “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绮筏、旃旌、大吕。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锜氏、樊氏、饥氏、终葵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以圃器之北竟，取于有阎之土以共王职；取于相土之东都以会王之东蒐。聃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诰而封于殷虚，皆启以商政，疆以周索。

    “分唐叔以大路、密须之鼓，阙革、沽洗、怀姓九宗，职官五正。命以唐诰而封于夏虚，启以夏政，疆以戎索。”

    这段文字所列举诸项都是周初开国时所必具的本钱，包括：(1)土地(“土田陪敦”，即《诗·鲁·颂·閟宫》中的土田附庸)；(2)开垦、耕种土地以及从事手工业的劳动力(“殷民六族”、“殷民七族”、“怀姓九宗”)；(3)各种的“艺术品”，或有象征意义，或是礼仪法器。土地作为财富，主要依赖由土地所生产的农产品与兽肉。卜辞中卜“受年”的例子“多达数百片”[34]；卜辞中又屡见王田猎卜辞，即王率臣卒外出猎鹿等野兽，最多一次猎获三百四十八只[35]，可见田猎收获也构成殷王室一项重要的经济收入。除此以外，上引《左传》这一段话没有列入的还有殷周金文中常见的王或其他贵族赏赐臣下的“贝”。殷墟妇好墓中埋葬的财宝除了各种金玉以外，还有近七千枚海贝[36]。综上所述古代财富项目主要的可以列举如下：

    1．土地

    2．食物(农作物、兽肉)

    3．劳动力(农业与手工业)

    4．贝

    5．作为象征物及法器的艺术品这些财富是如何积累和集中的？要详细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彻底分析中国古代社会中的经济行为，我们在这里只能指出若干有关的现象，试求解释造成这些现象的因素。财富的增加，不外表现生产力的增加，而生产力的增加，不外基于两种因素，即生产技术的进步或劳动力的增加与劳动效率的增进。从仰韶文化到龙山文化到三代文明，如上文所述，有一步一步的质的跃进。这每一步的跃进，在考古学的记录上，是伴随着生产技术的进步呢？还是伴随着劳动力的增加与劳动效率的增进呢？还是伴随着两者呢？

    从上面文化九项因素进展历史表来看，从前一个阶段到后一个阶段的跃进，并不伴随着生产工具、生产技术的质的进步。考古遗物中的生产工具，如锄、铲、镰刀、掘棍、石环等等，都是石、骨制作的。不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原料上，从仰韶到龙山到三代，都没有基本的变化。考古学上在东周以前也没有大规模水利建设或农业灌溉的证据。

    从仰韶到龙山到三代，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跃进，在考古学上的表现是阶级分化、战争、防御工事、宫殿建筑、殉人与人牲等政治权力集中的表现。换言之，中国考古学上所表现的文明动力是政治与财富的结合。
注释：

    [1]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原日文版，《中国文明の起源》，东京，日本放送出版协会．1984年。

    [2]安志敏《试论文明的起源》，《考古》1987年第5期。

    [3]陈星灿《文明诸因素的起源与文明时代》，《考古》1987年第5期。

    [4]邹衡《中国文明的诞生》，《文物》1987年第12期。

    [5]蔡凤书《中华文明起源“新说”驳议》，《文史哲》1988年第4期。

    [6]李先登《关于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若干问题》，《天津师大学报》1988年第2期。

    [7]郑光《中国新石器时代与中国古代文明》，《华夏考古》1988年第2期。

    [8]童恩正《有关文明起源的几个问题》，《考古》1989年第1期。

    [9]“htroduction”to Ethnic History of the Shahs，by A．R．Colquhoun．first pubusbod 1885，Reprinted1985，Delhi：Manas，pp．xxi—iv．此说后详述于氏著Western Origin of the Early Chinese Civiliza- tion．蒋智由《中国人种考》，上海广智书局，1906年。将氏说详细撮述。

    [10]见林惠祥《中国民族史》，上海商务。1936年，上册，50—57页。

    [11]J．G．Andersson．“An early Chinese culture”。 Bull．Geol．Soc．of Ching 5(1923)．no.1 pp.1—68。

    [12]东京刀江书院，1930年。

    [13]译文根据张我军译《东亚文明之黎明》，《辅仁学志》(1930年)，2号，34—35页：

    [14]同[13]，39页。

    [15]“Beginnings of civuization in EasCcm Asia”．原载 Annual Report of the Smithsonian Institution1939．重印于Antiquity xiv(1990)，301—316．

    [16]同[15]，pp．315—316。

    [17]李济《中国上古史之重建工作及其问题》，《民主评论》五卷四期，1954年，89页。

    [18]Ping-ti Ho，The Cradle of，the East．The Chi- nese Univerdity of Hong Kong and the University at Chicago Press．1975．

    [19]苏秉琦、殷玮璋《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文物》，1981年第5期。

    [20]苏秉琦《建国以来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史学史研究》1981年第4期。收入《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

    [21]林惠祥《中国文化之起源及发达》，《东方杂志》34卷七号，1937年，177—194页。

    [22]李济《殷虚铜器五种及其相关之问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外编第一种，《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上，1933年，104页。

    [23]李济The Beginning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Seat- 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57．p．37．

    [24]上引安志敏文，见注[2]。

    [25]杨东尊、张粟原译本，上海商务，1935年．

    [26]上引邹衡文，见注[4]。

    [27]上引李先登文，见注[6]。

    [28]x．C．Chang． The Archaeology of Ancient China(4th didon．1986)．

    [29]上引苏秉琦、殷玮璋文．见注[19]；苏秉琦文，见注[20]．

    [30]上引见安志敏[2]、邹衡[4]、李先登[6]、蔡凤书[5]。

    [31]金观涛、刘青峰《兴盛与危机一一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8页。

    [32]同[31]，11页。

    [33]上引K．C．Chang[28]，237—242页。

    [34]岛邦男《殷墟卜辞研究》。东京汲古书社。1958年，496页。

    [35]同[34]，503页。

    [36]《殷墟妇好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220页。

注意事项：本文来自于网络，刊登该文并不表示dakeula赞同文中的观点．仅表示有该种观点存在．以方便与各位同好进行探讨交流．该文的原文出自：－华夏文明的雅利安来源——为汉人正本清源 由 满网的汉人 于 November 02, 2004 06:07:14:发自＜＜内蒙古论坛＞＞．该文有一定倾向性，原文较长，本篇为其中一部分，并做了一定技术性处理

 

 

 

　　今天生活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的人，大多都呈现出明显的黄种人特征。而这大多数人也以古代华夏文明创始者的传人自居。那么，创造了中国地区最初的华夏文明的那些古代民族，他们是什么人种呢？事实是，他们却是白种的雅利安人。

这并不是什么天方夜谈。事实上，有大量的考古发现和以DNA检测结果为依据的体质人类学以及比较语言学上的证据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只不过，这个历史事实一直都是中国史学研究的一个禁区。

因为现在的中国一直都是以古代华夏文明的继承者自居的，而这个历史事实却会把现在的中国政府和中国的这些伪“民族主义者”置于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原来他们一直都是在乱认祖宗。

证明这个历史事实的主要证据有以下这些：

山东，河南，四川，陕西，甘肃，内蒙，新疆等地出土的大量具有高加索人种（白种人）特征的古人类遗骨，干尸，以及雕像文物等；古文献中关于古代华夏民族及北方游牧民族中具有高加索人种（白种人）成分的大量记载；古汉语中与英语等印欧语系（雅利安语系）语言同源的大量原始词汇。等等。

在详细阐述这些证据之前，首先我们来大致了解一下种族和语族这两个概念，以及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

通常我们都简单地把人种分为白种人，黄种人，黑种人，不过这只是一种通俗的说法，并不准确。而且按照皮肤颜色把人分类也不太科学，因为肤色受外界影响很大，恰恰不是最重要的人种特征。通常应该按照眼睛颜色，毛发颜色，毛发形状，鼻形，眼形，头形指数，等等区分。

照此大概可将人种分为高加索人种（白种人），蒙古利亚人种（黄种人），尼格罗人种（黑种人），俾格米人种（小黑人）等几大类，其他一些过渡种族和混和种族以及难以归类的不重要的种族这里不再赘述。

人类的语言，则大概可分为印欧语系（雅利安语系），闪米特语系，含米特语系，汉藏语系，阿尔泰语系，南岛语系等几大类。（美洲印地安语和非洲黑人班图语等除外）

而按照语言将人分类，就可以将人类分为印欧语系民族（广义的雅利安人），闪米特语系民族（包括犹太人，阿拉伯人，古巴比伦人，古亚述人，腓尼基人等），含米特语系民族（包括古埃及人，北非柏柏尔人），汉藏语系民族，阿尔泰语系民族（包括蒙古，突厥，通古斯[女真]三大语族）等几大类。

这种按照语言分类的语族并不等同于按照体征分类的种族，但是两者（种族谱系树与语言谱系树）大体上是吻合的。所以本文中可视为等同。不过印欧语系民族与闪米特语系民族同属于高加索人种，所以本文将属于高加索人种的印欧语系民族作为广义上的雅利安人单独归类。

然后我们来看看具体的证据：

（一）。山东博物馆的考古学家和中国古生物分子遗传学研究所，通过对山东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时期的墓葬，和春秋战国时期的山东临淄古墓群中古人类遗骨中提取的DNA样本所做的检测，研究表明，儒家的发源地－－山东，从新石器时代一直到春秋战国晚期，当地人的人种特征都是明显的高加索人种（白种人），进而可推知：儒家的创始者－－孔子，毫无疑问也是属于高加索人种的成分。

一直到了隋唐时期，山东当地人的人种特征才开始转变为高加索人种与蒙古尼亚人种的混合成分，近似于今天新疆中亚的黄白混血种人；然后到了明清时期，山东当地人的人种特征才开始转变为较纯粹的蒙古利亚人种。

这个研究结果曾经在2000年“21世纪中国考古学和世界考古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公布过，2002年的《齐鲁晚报》《山东商报》也曾有过报道。

（二）。从殷墟遗址，中国地区最早的文明－－商文明的遗迹中发掘出来的遗骨中，有高加索人种的遗骨。（关于文明的定义等问题请参考《所谓五千年文明古国的无稽之谈》等文章）

同时也有蒙古利亚人种和尼格罗人种（黑种人）的遗骨，一般都来自于殉葬坑和祭祀坑，应该是战俘或者奴隶。

（三）。中国古代史书上记载的周边民族－－西戎，北狄，南蛮，东夷，都是含有大量高加索人种的成分，并且直接构成了商，周，等中国地区早期文明的人种来源。比如商文明的两个来源之一就是东夷－－也就是上文第一条所提到的当时山东各部落和民族。东夷应该是一个游猎部落。（《说文》：夷从大从弓，意即弓箭手。）

而生活在山东的东夷，既然是高加索人种的成分，来源于东夷的商，当然也毫无疑问是含有大量高加索人种的成分的，并且也被考古发现所证实。两者关系非常密切，而孔子也是商的遗民后裔。

郭沫若也曾考证过，大汶口文化时期的东夷人，体貌特征为胡须体毛较浓密，鹰钩鼻，这是明显的高加索人种成分；北狄中也含有浓须，蓝眼，高鼻的高加索人种成分(《中国史篇》)。

另外，东夷可能也含有部分通古斯人（属蒙古利亚人种）的成分。

（注意：古史上所说的戎，狄，蛮，夷，是与西，北，南，东四个方位严格对应的。）

（四）。中国地区的第二个文明－－周，也是来源于含有大量高加索人种成分的西戎（说吐火罗语－－属印欧语系）。周人始祖名为弃，号为后稷，其母为姜嫄，系出自羌人部落（姜，羌同源），而羌人为西戎的一支。周人直到灭商入主中原之后才开始“贬戎狄之俗”逐渐摆脱游牧文化的影响。（《说文》：羌从羊，意即牧羊人。）

不仅西周墓葬中发现有很多高加索人种特征的颅骨，而且，1976年在甘肃灵台白草坡一座西周墓出土文物中，有一尊青铜鼓上的人头像具有明显的高加索人种特征；1980年陕西扶风西周宫殿遗址出土的蚌雕人头像，雕像高鼻、狭面、深目，也具有明显的高加索人种特征，其中一个头顶上还刻有一个“╋”字（“巫”字），这个符号来源于公元前5500年前的西亚哈拉夫文化。

（五）。传说中的黄帝，炎帝，尧，舜，禹等人，并不是实有其人，只是春秋战国及秦汉时期才陆续由方士文人根据神话传说虚构出来的人物，但是其所对应的考古年代上相应的氏族部落，如尧，舜，禹所对应的陶唐氏，有虞氏，夏后氏，据中国学者考证，都是使用印欧语系（雅利安语系）的民族，而使用印欧语系（雅利安语系）的各民族基本上都属于高加索人种。

关于此问题可参考余太山等人的相关著作，如《塞种史研究》及《说大夏的迁徙——兼考允姓之戎》《有虞氏的迁徙——兼说陶唐氏的若干问题》等论文。

来源于西北的北狄的，传说中的黄帝部落，也是一个说吐火罗语的印欧语系氏族。姜姓的炎帝部落也是源于印欧语系的羌人（姜，羌同源。）

周灭商之后，狄戎的一部分也受到了分封，建立了一些小诸侯国，其中最大最长久的是中山国，而这个“中山人”据史书上的记载就是明显的高加索人种特征。

“夏”是夏后氏的自称，“大夏”与“吐火罗”对音近似，据王国维，顾颉刚考证，来源于印欧语系。周灭商之后，因为周与来源于东夷的商不是同一民族，而与夏后氏同为西戎系统，于是以传说中的夏的继承者自居，也称自己为“有夏”，称其同盟部落为“诸夏”；而“华”本也是周人的自称，于是此后生活在中原一带的人就自称“华夏”，与此区别于其原来的本家－－西戎，北狄，南蛮，东夷，这就是汉人的前身－－华夏族名称的来源。

周谷城先生也说过：“夏，商，周并不是三个相续的朝代，而是三个不同的部落或民族”（《中国通史》）。

（六）。与我们通常想象的不一样的是：在公元前三世纪以前，即匈奴开始向西迁徙之前，整个欧亚大陆上，不仅欧洲，中亚，伊朗，印度河恒河流域，西域（新疆），阿尔泰地区，而且通过河西走廊一直延伸到今天的甘肃，陕西，乃至河套地区的鄂尔多斯高原的整个范围，都是被属于高加索人种的使用印欧语系（雅利安语系）的广义上的雅利安人占据着的。这一点已经被大量的考古发现所证实。

古史记载的生活在中国西部包括西域以及甘肃陕西及河套地区的月氏，乌孙，楼兰，龟兹，犬戎，猃狁，羌（羌方，羌戎，姜戎），人方，鬼方等，都是说吐火罗语或者东伊朗语的印欧语系各民族。在四川，山东等地也有印欧语系的高加索人种分布。

中国中西部及河套地区说吐火罗语的印欧语系各民族来到中国的时间相当之早，因为吐火罗语属印欧语系中的centum语组（与日尔曼语相同），即印欧语系中较为原始的颚音类语言；而西域中亚一带说东伊朗语的塞人，则是属于印欧语系中的satem语组，即印欧语系中后期成熟的丝音类语言，很显然吐火罗人来到中国的时候是在其途经的中亚印欧语系各民族的丝音类语言还未分化出来之前，由此可知这个时间大概在公元前4300年前印欧语系民族的第一次大迁徙的时候。通过对新疆出土的大量高加索人种古人类干尸的DNA检测结果也证实了这一点。

而那时候，中国地区的早期文明还未出现，属高加索人种的印欧语系（雅利安语系）各民族已经来到了中国腹地，包括早期的吐火罗语各族以及后期的东伊朗语各族，并逐步带来了中东西亚先进的生产技术，小麦，大麦，及驯养牛马，车轮，两轮战车，青铜冶炼术，及后来的冶铁术等等技术，而且受中东的楔形文字影响发展出了早期的甲骨文，直接创造了中国地区的早期文明－－商，周。

（七）。从文化上来说，从商周青铜器上的双马族徽，到新疆天山和内蒙古阴山古代岩画上的双马神像，以及中国北方草原和农牧交界地带的双马纹艺术品，与印欧语系的雅利安人共有的多神教神祗之一：双马神偶像，在文化上是一脉相承的。毫无疑问地都是来源于印欧语系各民族。

另外，商人是政教不分的，有很强烈的宗教性。这一点正是古代印欧语系的雅利安民族各分支共同的特征。

来自羌戎的周人，信仰阴阳，与印欧语系民族最早的宗教－－祆教很相似。岑仲缅先生认为周人是祆教徒，《易经》也来源于祆教。

楚人苗人的祖先－－南蛮，也是深受印欧语系民族的影响，甚至也可能含有高加索人种的印欧语系民族的成分。楚人的神话系统与雅利安人的神话系统很接近。

吐火罗人的一支，羌人，在文化上继承了很多印欧语系民族的风俗，例如火葬就是最明显的例子。先秦时期的文献如《墨子》《列子》等都提到，氐人羌人是实行火葬的，火葬就是源自印欧语系民族，例如印度－雅利安人就在相当长的时期一直实行火葬，而伊朗－雅利安人在祆教流传前也是实行火葬的。

与羌人并称的，后来南迁的氐人，也混有大量的高加索人种成分，其与月氏人一样都将其国王称为“诏”，其与百越诸族融合的西南后裔白蛮、乌蛮等族建立的政权也称作“六诏”，其后建立暹罗的泰人也称其王为“诏”。

根据体质人类学的研究，彝族中有一支部族有高加索人种的特征，而彝族正是氐人的后裔，而且今天的彝族仍保留着火葬的习俗。

印欧语系的吐火罗人在文化上对早期华夏文明的影响还大量表现在语言方面。祁连山的“祁连”这个名字就来自于印欧语言，意为“神圣的”。佛教经典最初也全是经过印欧语系的吐火罗语译成汉语的。

汉代设立的河西四郡，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其中武威，张掖，敦煌的得名都与吐火罗语有关；“张掖”为“昭武”的同名异译，昭武城曾经是吐火罗人的一支月氏人的活动中心，后来西迁至中亚阿姆河流域的大月氏人至唐朝时仍以“昭武”为姓，以示不忘根本；“敦煌”则与“吐火罗”或“大夏”一名有关；而武威的原名或者另一名“姑臧”也出自吐火罗语；“姑臧”与“高昌”同源，也是吐火罗人的活动区域，而高昌的原住民车师同楼兰、龟兹、焉耆一样都为吐火罗人的一支。

（八）。我们现在使用的汉语，通常被归为汉藏语系，但是这种分类法一直都是有争议的。实际上，在上古时代，汉语也是多音节语，后来因为受单体方块字影响，逐渐演变成为了后来的单音节语。

有学者通过比较汉语与英语等印欧语系语言的原始词汇的发音异同，提出了汉－印欧语同源的理论，将汉语归为汉－印欧语系的一种。

关于此问题可参考谈济民的《汉英词汇的近源探秘》以及周及徐的《汉语印欧语词汇比较》等著作。

例如，据林梅村先生用比较语言学所做的分析，“剑”这个词最早就是来自于吐火罗语，它与后来武王斩纣所用的“轻吕”以及匈奴人的“径路”等都是古印欧语中“剑，刀”的同源词，但后者晚出，来自东伊朗语。

（九）。四川广汉出土的三星堆文化，更是典型的外来文化，其出土文物中大量的人像，面具，都是高鼻深目，典型的高加索人种特征；其出土文物中的金王杖，青铜神树，以及明显的牛崇拜，石头崇拜，建筑样式，以及悬棺丧葬这些文化特征，都是古代闪米特人，雅利安人的文化特征，也是犹太文化中重要的丧葬现象。有学者推测这是闪米特语系的古犹太人的文化遗存。

（十）。华夏族的高加索人种特征在东周以前，因为不断有世界范围的印欧语系雅利安人的迁徙运动作为补充，所以仍得以保存。其后，印欧语系雅利安人的迁徙活动逐渐减弱，失去了补充的源泉。而中原本土土著以及蒙古高原腹地和东北亚的蒙古利亚人种源源不断的人口补充开始使得蒙古利亚人种成分在中国地区占了上风，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来源于西戎的秦，已经表现为明显的蒙古利亚人种特征，与中原华夏诸族具有了明显差异，故此中原诸族一直把秦当作异族看待。秦入主中原之后，通过种族屠杀和文化同化等手段，于是开始了中国地区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民族融合。

（十一）。而中原汉人的高加索人种特征一直到汉末两晋时都还有很大残留。如，河北老山汉墓女墓主的头骨经过面部复原之后，发现其是明显的高加索人种特征。

《晋书》和《世说新语》就记载东晋明帝为“黄须”“黄头”，这是典型的高加索人种特征。并称其为“鲜卑奴”，称其母为“燕代人”（今北京地区），称其与其母貌相类似。由此可知，当时的鲜卑部落中，乃至华北地区当地人，是含有大量高加索人种成分的。

另外，熟悉三国历史的人应该知道，当时很多人都是典型的高加索人种特征，如孙权是“碧眼”“紫髯”，曹操的儿子曹彰是“黄须”，关羽，太史慈，程昱等人，都是“美须髯”（就是大胡子），这些在《三国志》的记载中比比皆是，从中可看出，当时汉人的体毛很重，毛色较浅，这都是明显的高加索人种的特征。而这不仅跟现在中国地区的伪汉人体貌特征大不相同，也跟当时纯粹的蒙古利亚人种的体貌特征不同，倒是跟突厥，鲜卑等具有高加索人种成分的北方游牧民族很相近。

而且有意思的是，跟后来明清时已经杂化得很厉害的伪汉人时期相比，汉晋时的《三国志》中并不象明清时的《三国演义》那样把这些看作是很怪异的现象来描写，只是叙述人物生平时作为一种绰号顺带提一下，可见这种高加索人种特征在当时汉人中是很普遍的现象。

（十二）。不仅如此，秦汉后以至隋唐，中原周边游牧民族如匈奴，突厥，蒙古，契丹，女真等本属蒙古利亚人种的部落中，也含有大量的高加索人种成分。如古文献中记载的白夷，白狄，长狄，赤狄，白匈奴，黄头鲜卑，黄头室韦，黄头女真，等等。

前面说过，《晋书》和《世说新语》都记载东晋明帝为“黄须”“黄头”，这是典型的高加索人种特征。并称其为“鲜卑奴”，称其母为“燕代人”（今北京地区），称其与其母貌相类似。由此可知，当时的鲜卑部落中，乃至华北地区当地人，是含有大量高加索人种成分的。

据考证，鲜卑人中慕容氏，拓跋氏，宇文氏，独孤氏诸部中具有高加索人种成份的应该就是慕容部。

唐朝时在西北有一支被唐王朝皇室认做是本家的民族：黠嘎斯（吉尔吉斯）人，又称为坚昆，因其曾建立古坚昆国。其人种特征就是：赤发，白面，绿瞳，也是高加索人种特征。

这进而可推知，唐朝李氏皇室的来源也可能是含有高加索人种成分的。事实上，隋唐两代皇室，杨氏，李氏皆为鲜卑血统，杨李二家是表亲，杨氏，李氏与宇文氏，独孤氏家族世为婚姻，宇文氏，独孤氏都是鲜卑姓。唐高祖李渊本姓大野，是鲜卑姓，母亲独孤氏。李渊李世民都是鲜卑血统。李世民祖母，母亲都是鲜卑人，李世民身上至少有四分之三是鲜卑人血统。

此外，象什么长孙，令狐，尉迟，都是胡人姓氏。

《新五代史》《四夷附录》与《旧唐书》《新唐书》的《室韦传》都记载室韦诸部中有“黄头室韦”，也称“黄头部”，而室韦即是蒙古诸部的前身。

成吉思汗和他父亲也速该也是蓝眼睛，他们的氏族名“勃儿只斤”就是“蓝眼睛”的意思（一说灰眼睛）。

《三朝北盟会编》记载有一部女真人“多黄发，鬓皆黄，目睛绿者，谓之‘黄头女真’”；《松漠纪闻》“黄头女真”条称其“髭发皆黄，目睛多绿”；《契丹国志》卷《诸蕃国杂记》“黄头女真”条记载其相貌特征是“髭发皆黄，目睛多绿”，这显然是高加索人种特征。

《新唐书》卷110《李多祚传》记载“李多祚，其先靺鞨酋长，号‘黄头都督’，后入中国，世系湮远”，说明唐代靺鞨人中也有黄发碧眼的部族。

唐朝安史之乱时，安禄山，史思明等人及其部族也是来源于高加索人种成分，《旧唐书》称安史叛军为“羯贼”，羯即“五胡乱华”时的羯族，史书记载即是明显的高加索人种成分。

来自于贝加尔湖以北的丁零－铁勒诸部，据考证原本也是属于高加索人种，或者可能是塞种人－蒙古人混血。

原本就生活在蒙古高原和东北亚的阿尔泰语系各民族（又分为突厥，蒙古，通古斯三个语族），虽然各自都含有一定的高加索人种成分，但是仍是以蒙古利亚人种为主。但是其中生活在西部的突厥语族，因为与当地高加索人种的印欧语系各族融合混血程度最深，其融入的的高加索人种成分也越来越加深，中世纪向西迁徙之后，最西边远至欧亚交界处的突厥人的一支（土耳其），已经完全转变为高加索人种成分。

突厥部落联盟中最强大的阿氏那部落很可能就是突厥化的塞种人(属高加索人种)。

而生活在中部和南部的突厥人，如历史上的克烈部和乃蛮部，也是信仰景教（基督教的一支）的以高加索人种为主的。他们占据了整个蒙古高原面积和人口的三分之二，另外的三分之一才是生活在大兴安岭和贝加尔湖之间的蒙古人，后来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高原的战争几乎消灭了一半的突厥部落，才使得蒙古高原上蒙古利亚人种的成分又占了上风。而成吉思汗本人也含有四分之一的突厥血统，前面也提过，他本人可能也是蓝眼睛的高加索人种成分。

而中国地区早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仰韶文化，据学者研究，是属于古突厥民族的文化，在华北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各种文物，据分析具有明显的古突厥族文化特征，古突厥文化特征为：

一。陶器上画有鱼纹或人身鱼纹；
二。杀马祭天；
三。彩文陶器；

仰韶文化与此完全吻合，所以其根源应在中亚一带，而不是中国地区。

（十三）。古代诗歌中也有大量关于高加索人种特征的北方游牧民族的记叙。

唐代诗人张籍的《永嘉行》一诗中记叙有“黄头鲜卑入洛阳”；

苏轼题唐人韩干的画赋诗曰“赤髯碧眼老鲜卑”；

杜甫的《悲青阪》诗记叙有“黄头奚儿日向西”；

白居易诗《西凉伎》记叙“紫髯深目两胡儿”；

岑参诗《胡笳歌送颜真卿使赴河陇》记叙“君不闻胡笳声最悲，紫髯绿眼胡人吹”；

李白诗《幽州胡马客歌》记叙“幽州胡马客，绿眼虎皮冠”；

张说诗《杂曲歌辞·苏遮幕》记叙“摩遮本出海西胡，琉璃宝服紫髯胡” ，

丁仙芝诗《戏赠姚侍御》记叙“重门启锁紫髯胡”；

寒山《诗三百三首之二四四》记叙“大有碧眼胡”；

吕岩《七言》记叙“碧眼胡儿手指天”。

证据实在是太多了，举不胜举。

除了大量史料中的记载之外，还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古代的传奇，志怪，小说，平话等等文学作品中，谈到异能之士，也往往喜欢描述为“碧眼，黄须，赤发，红脸”等等，而这都是明显的高加索人种特征。

虽然这只是文学描写，但是却真实地反映出了古时候很多智勇突出的人物都是带有高加索人种特征的。仔细想想其实也很正常，我们平常生活中看到的也是，高加索人种不论是在体能上还是在智力上普遍都比纯粹的蒙古利亚人种要强得多，正因为这样，在古时候，具有高加索人种血统的人在能力上表现得很强，所以文学描写中往往很自然地把具有特异才能的人描写为具有高加索人种特征的形象。

（十四）。不仅中国，而且远至日本北海道，当地土著人阿依努人（虾夷人）也是明显的高加索人种特征：多体毛，胡须浓密，头发卷曲，皮肤白皙，与属于蒙古利亚通古斯人种的日本主体民族大不相同。

甚至远至美洲墨西哥，也发现有高鼻深目形象的雕像文物，说明高加索人种以东亚为跳板曾经远徙至美洲。美洲印地安人虽然属于明显的蒙古利亚人种特征，但是人种学的研究表明，北美印地安人大部分部落的父系血统中都含有数千年前的某个高加索人种的因子。

（十五）。中国地区古代居民除了含有大量高加索人种，蒙古利亚人种的成分之外，甚至还含有不少的尼格罗人种（黑种人）和俾格米人种（小黑人）的成分。

如《山海经》就屡屡出现中国南方有黑色人种的记载。考古发现也证实了新石器时代中国东南沿海一带的柳江人，河姆渡人，昙石山人的人种特征都与尼格罗人种相似。

《小雅·天保》《虞书·尧典》中记载的“黎民”，据郭沫若考证：“黎，大约就是中国古代的先住民族，这种人或就是马来人。‘黎民’就是最早被汉(中原)民族征服了的棕黑色皮肤的先住民族。这种民族被征服了以后便被当成奴隶使用……一天一天地消失了”（《郭沫若全集》）。

中国古代的濮族，被商人征服，尔后演变为“仆”的意思，而濮就是指一种黑种人。

还有古史中记载的“昆仑奴”，也是一种黑种人。


现代中国地区的人种极为复杂，特别表现在南北汉族的种族巨大差异上。简单说来，秦淮以北基本上是蒙古利亚人种中较为纯粹的北蒙古亚种，也就是几千年来不断迁徙南下并被汉化的北方匈奴，突厥，蒙古，契丹，女真等阿尔泰语系各族的后裔，并混有一部分早期高加索人种的华夏族成分。

而南岭以南，则是蒙古利亚人种中混有大量尼格罗人种和俾格米人种（都是黑种人）成分的南蒙古亚种（又可称为马来人种），也就是古代被迫南迁的百越各族的后裔。

夹在中间的，长江流域一带，就是南北两端这些北方游牧民族与早期华夏族及汉人以及百越南蛮等族融合混血的后裔。

北京中科院遗传与发展生物学研究所副研究员袁义达，通过对南北汉族人群的线粒体DNA和血清免疫球蛋白所做的分析鉴定，证实了南北汉人在种族上遗传基因上存在着巨大差异。而且南北汉族在血缘上的差异比南北汉族各自与当地少数民族的差距还大，

另一个比较直观的现象，就是南北汉人在血型上区别很大，北方人A型血居多，南方人B型血居多。

通常我们都说“我们是黄皮肤，黑头发，黑眼睛的中国人”，但事实上并不确切。皮肤颜色就不用说了，因为前面说过了，这恰恰不是重要的特征，而且很多中国人的皮肤白得比世界上某些地区的高加索人种还要白（如印度，中东，北非）。头发的颜色也不用说了，很多人都是天生的浅色头发。而眼睛的颜色，却是个很重要的特征（因为受外界环境影响小），很多人却并不是真正的黑色，如果你仔细看的话，会发现它实际上是棕灰色的，或棕黑色。

另外，诸如铲形门齿，蒙古斑，蒙古褶这些特征，通常被当作是广义的中国人的共有特征，实际上并不准确，这些特征在高加索人种和尼格罗人种中同样也存在，只是数量多少的差别而已，在中国南方的百越系汉人中很多人却没有。

所谓人种这个概念，只具有相对性，并不存在所谓纯粹的某种族，各种族之间都存在着一个交叉混和的边缘，具体到个体身上，只能说其遗传基因中那种种族成分较多一些而已。

要从遗传学的角度分辩出一个人的遗传基因中到底包含有那些人种的成分是很复杂的事情，不过有一些外貌上的简单识别方法可以参考一下：如果一个人是单眼皮，细小的眯缝眼，面庞较扁平，颧骨较突出，那么通常来说，这个人的蒙古人种的成分相对较多一些；如果一个人是双眼皮，眼窝较深，眼眶较大，额头较高，鼻梁较高而挺直，则高加索人种的成分较多一些。

另外，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以前曾经被通缉的那个广西籍杀人犯马加爵，他的长相，跟拳王泰森有很多很相像的地方，典型的特征，都是扁扁的塌鼻子，外翻的厚嘴唇。而岭南的广东广西一带很多人都是这种外貌特征，这就是马来人种的特征，其原因就是因为中国南方的马来种汉人（百越人的后代）以及东南亚一带马来人种都是混有大量尼格罗人种和俾格米人种（都是黑种人）的血统。

实际上，完全可以把蒙古利亚人种看作是高加索人种的一个分支，国外的学者认为，高加索人种中金发碧眼的诺迪克亚种和黑发黑眼的蒙古利亚人种都是高加索人种中黑发白肤的暗白人种（伊比利亚亚种）分别向西北方和东方发展而产生的两个分支，为了适应西北欧当地寒冷的森林环境，和东北亚的风沙环境，而各自产生了后来的体貌特征上的差异。关于此问题，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韦尔斯的《世界史纲》一书。


高加索人种的分布如此广泛，是与其远古时代几次大规模的迁徙活动紧密相关的，而这种大规模远距离的迁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属高加索人种的印欧语系民族最早掌握的两项技术发明：驯养牛马和冶铁术（当然并非所有的情况都是如此），以及源自中东中亚的青铜冶炼术，车轮，两轮战车等等技术。

高加索人种的发源地通常认为在今天俄罗斯南部的黑海北岸及高加索一带，故称之为高加索人种。在上古时代，高加索人种中的印欧语系雅利安人广泛分布在从东欧到中亚的草原地带，即今天的乌克兰和哈萨克一带。

大约在公元前4300年前库尔干文化时期，原始的印欧语系民族就开始了第一轮大规模的迁徙活动，新疆，陕西，甘肃，山东，甚至远至北海道等地的早期高加索人种部落大概就是那时候来到当地的。

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公元前500年之间，在整个欧亚大陆上又开始了第二轮以南俄中亚草原为中心，向东，南，西三个方向辐射，以雅利安人为主体的印欧语系民族大迁徙的运动。这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大迁徙运动。

在西方，希腊半岛，印欧语系雅利安民族中的希腊阿开亚人和多利安人取代了早前居住在此的也可能是属于原始印欧语系或者是闪含语系的克里特人皮拉斯基人（希腊米诺斯文明创始者），创造了希腊迈锡尼文明和后来的希腊古典文明；

在中欧，西欧，北欧，印欧语系雅利安民族中的凯尔特人，拉丁人（含罗马人），斯拉夫人，日尔曼人，分别取代了当地同属于高加索人种的土著民族，创造了罗马文明和后来的欧洲古典文明。

在南方，印欧语系雅利安民族中的赫梯人，进入小亚细亚，创造了赫梯文明，最早进入铁器时代。同时压迫喜克索斯人向南迁徙，结束了埃及的中王国时代。

在东南，印欧语系雅利安民族中的米底人，波斯人，与当地的依兰人融合，创造了早期的波斯文明，后又建立了波斯帝国。波斯人就是今天伊朗人的祖先。

在印度河流域，恒河流域，印度－雅利安人取代了当地可能含有高加索暗白人种和尼格罗人种混血成分的达罗毗图人（印度早期的哈拉巴文明创始者），创造了印度古典文明。

在东方，印欧语系雅利安民族中的吐火罗人，塞人等，一路途经中亚，新疆，阿尔泰，河西走廊，进入中国地区，与当地属于蒙古利亚人种的阿尔泰语系民族，藏缅语族融合，创造了中国地区的早期文明－－商，周。

前面说了，印欧语系雅利安民族在其大迁徙中得益于其掌握的驯养牛马，两轮战车，青铜冶炼术，冶铁术等等先进技术，特别是在迁徙至中国地区并创造中国地区早期文明的过程中更是如此，并将驯养牛马，车轮，两轮战车，青铜冶炼术，冶铁术，等等技术逐渐传入中国地区，其中驯养马的技术，以前有人认为是起源于中东，也有认为是起源于阿尔泰语系民族（如《世界史纲》），不过近年来通过对世界上所有人工驯养马种的基因检测结果表明：世界上所有的人工驯养马种都是同源的，都来源于南俄罗斯草原上雅利安人最早驯养的马种，中国地区也是如此，甲骨文中也有关于马的进口的记载，证实了这一点。

在三千多年前的这一轮雅利安人大迁徙运动中，奠定了世界上各主要古典文明的基础，紧接着在两千多年前的人类历史上第一轮思想大爆发中，产生了同属于雅利安民族的希腊的毕达哥拉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理士多德，阿基米德，欧几里德，波斯的琐罗亚斯德，印度的佛陀（释伽摩尼），中国的孔子等一大批圣哲，其思想影响了人类历史达两千年之久。

世界上使用的大部分语言，包括日耳曼语，拉丁语，斯拉夫语，罗曼语，凯尔特语，希腊语，亚美尼亚语，印度语，伊朗语，都属于印欧语系（雅利安语系）。前面说过了，古汉语很可能也是与印欧语系同源的语言。

同属于高加索人种的印欧语系（雅利安语系）各民族和闪米特语系各民族，创造了人类历史中绝大部分的文明成果，这是一个无法否认的简单事实。虽然这一点曾经被希特勒部分地利用，作为屠杀犹太人的借口（实际上犹太人也是属于高加索人种的闪米特语系民族），所以，出于“政治正确性”的考虑，现在人们已经避免再提及这个历史事实，但是事实就是事实，以任何政治理由都无法否认。

华夏文明的创始也是来源于印欧语系雅利安民族，今天中国地区人种中的一部分成分也来源于高加索人种的印欧语系雅利安民族－－华夏族，只不过因为地理位置的封闭和跟中东中亚文明母体之间文化传承的断绝，以及文化上的自大心态，我们逐渐忘却了我们民族及文明的原始来源。

前面说了，秦汉时期开始了中国地区第一轮大规模的民族融合，中原地区早期的高加索人种成分开始逐渐转变为以蒙古利亚人种为主，但是直到汉末两晋时仍有残留。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又是第二轮民族大融合，不过其融合的情况较为复杂，因为当时迁徙南下参与融合的“五胡”：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民族，虽然以蒙古利亚人种为主，但是都含有大量高加索人种的成分，有些甚至完全就是高加索人种成分，如羯族。所以直到隋唐时期，中国地区的人种结构虽然以蒙古利亚人种越来越占主要成分，但是仍残留了不少的高加索人种成分。

中国地区的人种成分转变为以蒙古利亚人种占绝对优势是到了辽，金，元三代时才完全实现的。在这几百年中，来自蒙古高原腹地和东北亚的蒙古，契丹，女真等较纯粹的北蒙古利亚人种，继“五胡”时代匈奴鲜卑之后又源源不断地补充到中原黄河流域一带，而原本生活在此的含高加索人种和蒙古利亚人种混和成分的杂化了的“汉人”则不断南迁，与长江流域的南蛮百越各族融合。

实际上，从种族和文化的角度，可以把中国地区的历史分为四个截然不同的阶段：商，西周，春秋战国，为一个阶段，其种族以高加索人种为主，文化上属于受印欧语系雅利安文化影响较深的系统；秦汉魏晋时期为第二阶段，种族以蒙古利亚人种为主，融合了早期高加索人种的华夏族成分，文化上以逐渐摆脱了印欧语系雅利安文化影响而成形的独特的“汉文化”为主；而南北朝隋唐时期为第三阶段，种族上以蒙古利亚人种和北方游牧民族中含有的高加索人种的新鲜成分之间又一轮融合为主，文化上也表现为“汉文化”与北方阿尔泰语系民族“胡文化（游牧文化）”的又一轮融合为主；到了辽，金，宋，元，明，清时期，为第四阶段，种族上已经完全转变为蒙古利亚人种占绝对优势，文化上则转变为了形式上带有一些“汉文化”的色彩，一直保持到今天。

这是根据现有资料拟合出的年表.大家可以参考参考

会      文化这个词常被我们挂在嘴边,但是每每有人问其确切含义的时候,我想大多数的人还是一片茫然.确实,生活中有太多的文化,读书写字的叫学文化,知书达理叫做有文化.茶有茶文化,酒有酒文化.......雅有雅文化,俗有俗文化.大家都做的叫流行文化.这年头文化搞成了个全集,什么子集都往里放.正所谓太过熟悉就会归于平凡."文化"一词真正变成了我们的最熟悉的陌生词.

      文化在春秋时代还是明确的."以文化之,以武服之"即是它的本来面目.无外乎是以文的方法去同化.感化他人之意.在春秋时期,大家的文明程度大致也就是半斤和八两的关系,所以就算你说破嘴也没什么实效.于是我们的孔老夫子还只有奔波的命.到是"不文明"的秦国人压根就没有追捧这一类的浮夸想法,趁诸子百家还在迷盲郁闷之时,始皇就用百分之百的后者方式实现了六国之君的宏原.于是,羞于见人的"文化"便摇身一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的代称,一种人群的生活方式.

     既然变成了人群的生活方式,那么大抵上和社会和人群的兴衰荣辱就紧紧地捆为一体了.所以,曾几何时,我们开始把历史上有过的一群人和一个社会公同体拥有的遗迹和遗存也套上了文化的标签,于是乎又多一大串的"XX文化".....

     兴许,从此以后,当再说出文化一词时,脑海里也浮现出华夏先民的辛勤身影的.

据著名伪历史学家孟夫子说，商汤“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为后我’？”先不说这帮“蛮夷”是不是真的这么犯贱，则从商汤的角度来看，西面的，是野蛮人，谁呢？后来的周天子，古公、文王、武王一帮所谓 “圣人”的祖宗；北面的，也是野蛮人，谁呢？后来的孤竹国伯夷、叔齐一干所谓“贤人”的祖宗。东面的既然那么不乖，要劳动商王去征讨，当然也是野蛮人，历代商王很费了些功夫去开化他们。比如说把他们的头儿抓来，在人家脑袋上练书法，刻下“夷方伯”三个字——当然这书法不很成功，两千年后俺们在洹水岸边找到这一不够艺术的书法创作时，还多半还要鄙视刻字的人——就这字，还开化别人？
　　尽管历代商王很努力，无奈当时的蛮夷实在太多，直到纣王鞠躬尽瘁，也没能完全把他们归入“王化”，他老人家在鹿台上点焰火的时候，多半有些死不瞑目。
　　话说“西夷”周武王，轼完商容闾，封完比干墓，做完文明人之后，依“蛮夷”的习惯，例行了公事一回。《史记》上说的是：“命南宫括史佚展九鼎宝玉”， “封诸侯，班赐宗彝，作分殷之器物”，《逸周书》上说是“俘商旧宝玉万四千，佩玉亿有八千”，以及麋、鹿、牦、猪等约一万头（世俘）。
　　所谓“文武成汤”，古之圣人，然而周武王此处所为，一何似贼！可见圣人之圣，贤人之贤，未必皆如是也。
　　
　　分完战利品之后，周王突然发现这个“蛮夷”的标准应该改一改了——不然岂不是自己也算“蛮夷”？虽然这不算冤枉，但总是不大好听嘛。
　　于是除了被称为“殷顽”的殷商遗民以外，周人以及周人的七大姑八大姨也进入了文明时代。
　　这前后有好几百年的时间，不过在本文中，一切才刚刚开始。
　　这个时候，在中原人眼中是：西狄、东夷、南蛮、北戎，不过狄戎，蛮夷常常移位，很难具体地用方位定义，西方的也有可能被称作“戎”，北方的也有可能变成“狄”。中间就是所谓的“诸夏”，号称是“外诸夷而内诸夏”。
　　所谓的“南蛮”主要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楚人，《诗经》上说是“蠢尔荊蛮，大邦是仇”，又说“戎狄是膺，荆舒是惩”，骂得痛快淋漓——压根没想想三千年后的人们将会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大概和今天大汉沙文主义分子数落蒙古同学、满族同学差不多。
　　对于“狄夷”，是要加以恐吓的，对于“荆舒”，是要加以惩罚的，“膺”和“惩”，合起来就是“膺惩”，除了《诗经》外，我国古代文献很少有这样连用的，但是到了近代，却被日本人屡用不爽，动辄“膺惩支那”，看来日本人的汉学功底确实不差——只不过忘了一点，“膺惩”是针对“蛮夷”，可不是针对“中国” 的，所以“膺惩”的结果就出现误差了。
　　在那个时代，“蛮夷”活动极其猖獗，比如说早些年，被称为“戎禹”的大禹，娶了涂山氏之女，用今天国际关系学者们警惕的眼光看来，就该是当时重大的政治事件——北戎居然和东夷勾搭上了，这还了得？？？
　　这就和《公羊传*僖公四年》要感叹世界格局的差不多了：“南夷与北狄交, 中国不绝如缕”，不过那时候的“中国”还不知道在谁手里呢，虽然“不绝如缕”，到底也没能隔断“南夷与北狄交”。大禹和涂山氏们努力工作，成绩斐然，到了春秋时代，“中国”已经成了所谓“诸夏”盘踞的地盘，卧榻之旁，他人躺躺也就罢了，卧榻之上是绝对不可以的。但是当年的“蛮夷”们也不是草包，偶尔也有像样的反击——去“膺惩”“荆舒”的周昭王，就牺牲在汉水里。
　　总之，春秋时代的夷夏关系，是非常复杂的学问，很多老先生把眼睛读到上千度，也读不明白。
　　要说春秋时代谁不是“蛮夷”，估计周天子也要犯难，比如说五霸之首的齐桓公，他的祖宗是姜太公，“姜”就是西狄之“羌”，“羌”在“五胡乱华”时代风光过，而且直到今天还在，当然不能认为是“中国”了！晋国祖上就算是“中国”吧（指所以说“就算”，是因为孟夫子说过：“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也”，所以只能是“就算”了），但是重耳母家是狄人，论血统，也极其不“中国”化。至于秦、楚、吴、越。当然更是“蛮夷”无疑，能算得上是“中国”的，大概也只有书呆子宋襄公，可惜他的霸业又实在勉强。
　　春秋时代，最大的政治口号就是羌人后裔的齐桓公提出的“尊王攘夷”，如果俺们的血统条件放宽些，把齐晋都放进来，那么要“攘”的“蛮夷”，目标就很明确了。
　　但不管口号有多大，俺们在历史书上找得到的最大“攘夷”事件，发生得还是非常偶然——齐桓公和媳妇鸳鸯戏水闹矛盾，感情破裂了，媳妇逃回娘家蔡国另外嫁人，齐桓公觉得受了委屈，就叫上一帮哥们儿，上老丈人家要说法。历史书上的说法是“合九国之师”伐蔡。
　　齐桓公的老丈人觉得和前女婿没必要闹得这么僵，投降了。九国之师空跑一趟，没捞到什么战利品，觉得很不划算，只好继续南征“蛮夷”之邦的楚国，直到楚国人跳出来答应进贡包茅才算完——这事儿大家都很熟，俺就不多嘴了。
　　这就是春秋时代最大的“攘夷”事件——起因是桓公的媳妇不听话，结果是周天子得到滤酒的野草——真是梦幻般的时代啊！
　　楚国不但被中原诸侯当成是“蛮夷”，就是他们自己，也常常自认“蛮夷”，《史记*楚世家》说：“楚伐随，随曰：‘我无罪’。楚曰：‘我乃蛮夷’。”对于自己的“蛮夷”身份得意得不得了，“我有敝甲，欲以观中国之政”。
　　不过这时候的楚国人，实在是相当不开化的，和中原诸侯比较起来，的确是当之无愧的“蛮夷”。春秋五霸中的谓“诸夏”的三霸——齐桓、宋襄、晋文，都和楚国交流过思想道德问题，在他们的熏陶和督促下，才有了后来楚庄王的“一鸣惊人”。
　　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楚国人民也认识到要与时俱进，首先要从血统上，让后要从文化上“中原化”。
　　于是戏剧化的历史场面又出现了。
　　蔡国国君献舞先生对小姨子息夫人耍流氓，惹恼了连襟息国国君息侯先生，息侯找楚国帮忙，耍阴谋捉住了蔡献舞。老楚稀里糊涂地帮了忙，但是却一头雾水，就问俘虏：“老蔡，你和老息这是咋回事儿啊？”老蔡道：“老熊你不知道，他那媳妇长得可水灵了，俺不小心看了一眼，结果，就在男女关系上犯了点错误……”楚文王：“哦？有这么漂亮吗？俺不信……”回头就找老息：“听说你媳妇很靓啊，借俺看看成不……”
　　息侯当然不答应。
　　于是楚文王以此为借口灭掉了息国，他手下的马仔冲进息宫的时候，莫名其妙地惹了祸的息夫人正哭哭啼啼地准备殉国。斗丹把她抱回楚营，一路上还开导她，“夫人不欲全息侯之命乎？何为夫妇俱死！”当天晚上楚文王就娶了这位息夫人，军中号为“桃花夫人”。这位息夫人，给楚文王生了两个楚王——其中一个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楚成王 ——但是她自己终究不曾和楚文王说一句话，王维诗云：“看花满眼泪，不共楚王言”就是说她了。文王死后，文王的兄弟又看上了她，她歌以绝之。后人有诗云： “千古艰难唯一死，伤心岂独息夫人！”那是公元前680年的事情了，距今天已经太远太远。
　　她那一生的忧伤，仅仅只因为她的美丽，只因为“目如秋水，脸似桃花”。
　　后世把她当作三月桃花的花神，祭拜不已。直到明朝末年，汉阳城还有座桃花夫人庙，以纪念这位可怜的女子和她传奇的故事。当然，今天的人们早已把她和她的庙宇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也终结了这段流传了两千多年的悲凉故事——这，大概就是历史的进步了。
　　这可怜的姑娘，历史上又称为“息妫”，“妫”是她娘家的姓，由此看来，她应当是陈国的君族。陈之祖上，是舜裔胡公满，钓鱼于妫水，所以又叫妫满，他是后世胡、陈、田、车、妫等汉族姓氏的始祖。因为息夫人的儿子后来继承了楚国的王位，所以楚国王室此后的血统也有了非蛮夷的成分（虽然楚国祖上也能和黄帝扯上关系，但毕竟蛮荒已久，实在不够“中原”了）。息夫人在楚国的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可是没有一个谈民族融合史的历史学家愿意提起她的名字。
　　两千多年后，我们再回头看看当年，我们仍然可以感觉到，民族的融合是一个多么漫长而痛苦的过程啊！对于楚文王来说，也许愉悦会多于痛苦，但是对息侯夫妇来说，这绝对是一曲唱不完的悲歌。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把所有劫数已到的家伙碾碎在它的车辙下，爱人也罢，仇人也罢，把他们或馨香或腐臭的血脉骨肉揉和在一起，随着亘古的风飘动啊飘动，一直飘到今天，成了我们这群孑孓的种子，让我们骂娘都不知道骂谁的娘好。
　　桃花夫人的小儿子当了楚成王，他自己娶了卫国的姑娘，又把妹妹嫁到了郑国。卫国和郑国都是周室姬姓近族，这是楚王室血统的又一次中原化，毕竟周室的外孙，不能那么简单的等同于蛮夷了。
　　公元前656年的齐桓公攘夷事件，就是针对楚成王的。
　　楚成王彻底奠定了楚国的大国地位，是楚国历史上很有作为的一位君主。
　　楚成王二十七年，楚国击败了东夷最强大的徐国，标志着“蛮”和“夷”的大融合正式开始。
　　楚国自称是祝融的后人，崇拜赤色，又以熊、虎为图腾；而东夷是赢姓皋陶之后，崇拜的是鸟图腾，比如说徐国，崇拜的是黑色的燕子，和商的玄鸟，其实是同一图腾，其他赢姓诸国如现在的秦国，后来的赵国，也都是鸟图腾。
　　蛮夷之间的融合，造就了华夏两大图腾之一的“凤”的前身——南方的守护神“朱雀”。“朱雀”，就是楚人崇拜的色彩加上东夷图腾的形象。
　　尽管我们今天把“凤”看成纯粹的中华图腾，但是至少在公元前五六百年，在所谓的“中国”人看来，那还只是异族的淫祀，深恶而痛绝之。
　　那时候的中国，除了楚、徐、吴、越这样的“蛮夷”以外，也还有不少戎狄之类，齐桓公在河北打过山戎，还欺负了出过圣贤榜样伯夷叔齐的孤竹国，楚国也灭掉了陆浑之戎，晋国也频频攻击狄人，后来大名鼎鼎的晋文公重耳和他兄弟夷吾，母家就是狄人。晋献公晚年娶的骊姬，来自骊戎，人家楚国在拼命“中原化”的时候，晋国倒是在拼命的“戎狄”化，真是没什么喜欢什么。
　　晋国自献公以后的三个君主，都直接是戎狄所出。在这里，“华夷之防”的提法还早着呢，华夷之间根本就是一码事儿。
　　当时的人们提到重耳，说的是“同姓相婚，其类不藩”，居然重耳这家伙生出来还不是白痴缺腿儿，一定有福气，大家应该支持他——可见所谓“狄”和姬姓的晋，在大家眼里也没什么“华夷之别”。
　　南方的楚国在拼命融合中原血统，东方的齐国在拼命融合东夷血统，北方的晋国（就当时中原而言，晋国居北）在拼命融合戎狄，西方的秦国也同样在拼命融合西戎，甚至搞到宣太后亲自出马勾引义渠王的地步。春秋战国的列强就是这样相互融合和对外扩张的。
　　后世所谓之“华夏族”，就在这样淫靡的春风中诞生了（按道学家先生们的眼光来看，这简直是不可饶恕的道德败坏——可是历史，她什么时候是按道德操守来选择生存者的？）。这个民族，充分体现了多元化的智慧和技能，在未来的两千多年里，她用自己的包容与和蔼（当然也有无奈），不断地融合着外来的血统和才华 ——当然也融合了他们千奇百怪的毛病。
　　所以今天这个民族的子裔们，在展现他们伟大的创造力和适应性时，也一并向世人展现着他们千百位祖宗遗传的奇奇怪怪的毛病。
　　伏尔泰说，生活在一个古老的民族，是要准备着付出代价的。我们天天都在为生活在这个古老的民族付出着或清楚或糊涂的代价。